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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高血糖是妊娠期女性所要面对的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估算，六分之一的活产儿（16.8％）的母亲在孕期存在不同类型的高血糖，这其中16％的孕妇属于妊娠期间的糖尿病（diabetes inpregnancy，孕前已存在1型或2型糖尿病，或首次孕检被诊断糖尿病），而大部分孕妇（84％）属于妊娠期糖尿病（GDM）。目前，在全球范围内，GDM与糖耐量减低（IGT）、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都在升高，更需要重视的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发病年龄在降低，而生育年龄却在增加，育龄妇女中的超重和肥胖率也在增加，因此孕期面临高血糖威胁的女性越来越多。
GDM与母体各种健康问题的发病率增加相关，这包括了剖宫产、肩难产、产伤、妊娠高血压（包括子痫）以及产后发生2型糖尿病；围产儿和新生儿健康问题发生率也会增加，后者包括了巨大儿、产伤、低血糖、红细胞增多症、高胆红素血症等。宫内高血糖暴露还会给后代带来远期影响，如肥胖和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增加。每年全球新生儿超过85％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然而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女性孕期的糖尿病筛查不当甚至不做筛查。
在孕期高血糖与不良妊娠结局的相互作用之下，无论是母亲还是其后代，此后发生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将增加。因此，孕期高血糖的预防、筛查、诊断与管理应当引起全球的关注。GDM的危害已经得到公认，但如何预防、诊断和管理却仍存在争议，今后必须开展更多的研究工作。
国际妇产科学联盟（FIGO）组织各国专家制订了该文件，旨在：（1）提高对孕期高血糖与母体和胎儿不良结局及母体和后代未来的健康风险相关性的认识，呼吁通过制定明确的全球性卫生议程来解决该问题；（2）尽管高质量证据有限，仍通过形成专家共识给出了GDM筛查、管理与护理的全球性标准和临床建议，以指导实践。
更重要的是，鉴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人群、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异，该共识更重视建议的可接受性、可行性和易行性。
FIGO建议要点如下：
公共卫生焦点：GDM及其与母体健康和非传染性疾病的关联应得到更多的国际性关注，并制定可持续发展的议程。针对育龄妇女的公共卫生措施必须被优先考虑，以提高对孕前咨询和孕期及产后服务的重视和使用，并使其可被获得与可被承受。
通用检查：所有怀孕女性应在孕期通过一步法来筛查高血糖，FIGO鼓励所有国家及其会员组织采取措施来确保实现。
诊断标准： 如可能，应使用世界卫生组织（WHO）孕期糖尿病诊断标准和国际孕期糖尿病研究组（IADPSG）的GDM诊断标准。需要记住的是，很多国家资源有限，该共识提到的替代策略同样可以接受。
GDM的诊断：最理想的诊断是基于被正确采集、运输和检测的静脉血清或血浆样本的实验室检测结果。虽然相比于规范质控的实验室，血浆校正的便携式血糖仪的检测结果在准确性和精确性上都有不足，但在无法获得实验室支持或距离医疗机构很远的地区，将这类设备用于孕期血糖异常的诊断也是可以接受的。
GDM的管理：对GDM的管理应根据可获取的国家资源和基础措施而定，即便是采用缺乏高质量证据支持的一些诊断和治疗方案，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生活方式干预：饮食指导和运动锻炼应作为GDM管理的首要手段。GDM女性必须接受实用性的营养学教育和指导，确保能够正确选择食物的质量和数量。妊娠期间，GDM女性应得到反复的建议以帮助其坚持健康生活方式，分娩后也需要坚持同样的生活方式，以降低未来发生肥胖、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药物治疗：如果单纯生活方式干预无法有效控制血糖，二甲双胍、格列本脲或胰岛素都是安全有效的治疗药物。
产后随访与护理：产后期是母婴起始有益健康的干预措施的重要时期，以降低未来多种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风险。产科医生应与家庭医生、内科医生、儿科医生和其他健康护理人员建立联系，共同做好GDM患者产后的母婴随访。
今后的研究：今后应开展更大规模的国际性研究，来更好地认识孕产期保健与非传染性疾病之间的关联。我们迫切需要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来形成更好的临床标准用于GDM女性的筛查、管理和护理，而各国也需要通过成本效益模型来找到适合本国情况的筛查和管理GDM的最佳选择。
FIGO关于GDM的倡议的目标受众
该文件面向关注孕期高血糖尤其是GDM的多个群体。尽管GDM是一个与严重妊娠不良结局相关的常见问题，但仍未被优先关注。该文件建议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行动框架，来改善GDM女性的诊断与护理状况。
预定目标人群包括：
保健服务提供者：所有有资格护理GDM女性及其后代的医疗人员，包括了产科医生、糖尿病医生、内分泌医生、内科医生、儿科医生、新生儿医生、全科医生、助产士、护士、高级实践医生（advance practiceclinicians）、营养师、药剂师、社区医务人员、实验室技师等。
提供保健的组织：政府、立法者、医疗管理组织、医疗保险机构、国际发展机构、非政府组织。
专业组织：国际性、地区性、国家性的相关专业组织，包括针对产科医生、妇科医生、内分泌科医生、糖尿病医生、内科医生、全科医生、儿科医生、新生儿医生等的专业组织，以及全球致力于妊娠女性糖尿病护理的全国性组织。
证据质量评估与推荐分级
该文件采用了推荐分级的评估、指定与评价（GRADE）工作组的方法，详见表1和表2.妊娠期糖尿病：背景、定义、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学
背景
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研究和大量的国际性会议，妊娠期的高血糖问题仍然存在争论，尤其是GDM的分类和诊断。最初做出GDM诊断是因为它会增加母体未来发生糖尿病的风险；近年来又证实其会影响宫内胎儿发育。因此，临床医生进一步认识到准确定义和优化管理这一妊娠期代谢障碍（尤其表现为糖代谢异常）的必要性。
妊娠期高血糖的分类与GDM的定义
GDM的定义是在逐渐发展的，直到最近，被接受的定义是“妊娠期间发生或被首次识别的任何程度的葡萄糖不耐受”。由于这个定义包括了既往有糖尿病但在孕前未被识别的情况，会影响对妊娠期间的糖尿病与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的界定，同时考虑到糖尿病和GDM患病率的增加，而孕前糖尿病会增加母体和胎儿并发症的发生风险，目前全球正在努力改进对于妊娠期间高血糖的定义和分类。因此，妊娠期间任何时间被首次发现的高血糖应定义为妊娠期间的糖尿病（DIP）或GDM。
妊娠期间的糖尿病
DIP可能是孕前已存在的糖尿病（1型或2型），也可能是在妊娠期间被首次诊断的糖尿病。（见图1）
DIP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受孕和胚胎形成阶段的高血糖会增加并发症风险。未诊断糖尿病的女性还有可能在孕前已经存在未诊断的糖尿病并发症，如视网膜病变、肾脏病变，这些也会显著增加妊娠风险。此外，在胚胎器官形成这个重要阶段出现的高血糖会导致自然流产和先天畸形的高风险。DIP女性的高血糖风险更大，这会导致胎儿发育异常和巨大儿，进而导致额外的短期并发症发生，如梗阻性分娩、肩难产、新生儿低血糖、神经损伤。不仅如此，DIP女性孕期微血管并发症（如视网膜病变或肾脏病变）出现或恶化的风险也会增加。基于这些原因，强烈推荐孕前和整个孕期都要确保血糖达标。
全球2型糖尿病发病年龄都在下降，很多孕前不知道自己患有2型糖尿病的女性，在孕期常规检查时才被首次发现患有糖尿病。此外，一些糖尿病高危女性由于无法耐受妊娠带来的代谢应激，而在孕期发展为糖尿病。（见图2）
女性在妊娠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检测首次发现高血糖已经达到非妊娠人群的糖尿病诊断标准，则被称为DIP。标准为：空腹血浆血糖（FPG）≥7.0mmol/L（或126mg/dL），和/或75克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2小时血糖≥11.1mmol/L（或200mg/dL），或随机血浆血糖（RPG）≥11.1mmol/L（或200mg/dL）且伴有糖尿病的症状和体征。由于不确定1-强烈推荐，用“recommend”表达 2-条件性（弱）推荐，用“suggest”表达患者 几乎所有处于该状态的患者都应接受 大多数处于该状态的患者应接受该建议。该建议，决策制定不需要考虑他们的价值观和选择权。
临床医生 根据指南，在患者不拒绝的前提下， 根据患者的价值观和选择权，该建议可用于帮助其做执行该建议应作为一个质量标准或绩 出管理决策。
效指标
政策制定者 在大多数情况下，该建议可被转化为 利益相关者需要就该建议进行讨论。
政策方针
是孕前已存在高血糖还是孕后早期发展为糖尿病，以及高血糖的严重程度，DIP女性的并发症易感性很高。尽管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都有可能，但DIP患者中2型糖尿病的可能性更大。相比于GDM，DIP更可能在妊娠的前三个月内通过合理的检测被发现。
妊娠期糖尿病
当孕期常规检查（通常在24～28周）发现高血糖，但未达到DIP标准，则称为GDM。很多组织和专业团体给出了GDM的诊断标准和血糖切点，后文会介绍。相比于DIP，由于通常在怀孕后期出现和诊断，高血糖程度也较低，GDM是一个相对较轻的高血糖类型，即便如此，它同样会升高不良妊娠结局和未来发生糖尿病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样必须给予恰当的管理。
GDM流行病学
由于种族和人种的差异，全球GDM发病率差异较大，而所用的筛查和诊断标准的不同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差异，所报告的GDM患病率在1％～28％，而IDF估算六分之一的活产儿（16.8％）的母亲在孕期存在不同类型的高血糖，这其中16％的孕妇属于DIP，而大部分孕妇（84％）属于GDM。
危险因素
已出版的文献显示，GDM的危险因素包括种族和母体因素，如年龄较大、胎次多、超重或肥胖、本次妊娠中体重增加过多、身材矮小、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一级亲属有糖尿病、既往有不良妊娠结局（流产、胎儿丢失）史、既往分娩过巨大儿和/或本次妊娠中胎儿巨大、既往妊娠有GDM史、先兆子痫、多胎等。临床上，具有一个或多个上述危险因素的GDM妇女仅略超过半数，这也支持了应该对所有妊娠女性进行GDM筛查的观点。
与GDM相关的胎儿和母体患病率
GDM与母体很多医疗问题的发生率增高有关，其中包括剖宫产、产伤、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包括子痫）和未来发展为2型糖尿病；围产期和新生儿患病率也会增加，后者包括巨大儿、肩难产和其他产伤、呼吸窘迫、低血糖、红细胞增多症、高胆红素血症。宫内暴露于母体高血糖的长期影响包括后代未来发生肥胖、糖耐量受损和糖尿病的风险增高。表3总结了GDM对母体及其后代从胎儿到成年的影响，图3则显示了宫内暴露于母体高血糖对胎儿和新生儿的短期影响。
病理生理学
从受孕直至足月分娩，整个过程中母体的代谢都会发生改变，以适应宫内胎儿的生长并为其提供所需的营养。尽管孕妇进食是间断性的，但必须持续给胎儿提供营养，这需要靠胎儿-胎盘-母体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来达成和谐的平衡，这个过程会产生各种激素和代谢介质来调节母体碳水化合物、脂质和氨基酸代谢以确保胎儿获得充足的营养供应，但同时也会加重胰岛素抵抗，母体将分泌更多的胰岛素以维持血糖稳态，结果就是相比于非妊娠的正常人群，孕妇的血胰岛素水平更高而空腹血糖水平更低。胰岛素抵抗会随着妊娠月份的增加而增加，在孕24周达到高峰，如果孕妇的胰岛无法分泌足够的胰岛素来满足需求，就会出现高血糖。因此，此前就已存在胰岛素抵抗的孕妇会更容易发生GDM，如超重/肥胖、孕期体重增加过多、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糖耐量减低（IGT）、代谢综合征、胰岛功能较差（如身材矮小、发育不良）。
胎儿所受的影响
宫内胎儿的生长发育会受到母体代谢环境的影响。早在1954年，Pedersen等就证实了糖尿病女性的新生儿会面临低血糖的危险，并猜测这是因为来自胎盘的葡萄糖供给增加导致胎儿胰岛功能亢进。随后Van Assche和Gepts证实了糖尿病女性的胎儿胰岛β细胞增生，同时猜测这种变化会影响到胎儿出生后的生活，Aerts和Van Assche通过动物试验证实了这一猜测。现在，我们已经明确了宫内环境的异常会通过表观遗传变异影响后代，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糖尿病女性孕期代谢环境的异常会影响胎儿组织、器官和中枢系统的发育，进而对其成年后的远期功能产生永久性的影响。胎儿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组织是神经细胞、脂肪细胞、肌肉细胞和胰岛β细胞。
根据Freinkel的假设，来自母体的代谢异常会改变胎儿新生细胞的表型表现，最终对后代产生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暴露于异常代谢环境的时间不同，后果也会不同：孕期前三个月的早期暴露会导致宫内生长受限和器官畸形，Freinkel称其为“能量介导的畸形生长（fuel-mediated teratogenesis）”；中间三个月是大脑发育和分化的重要时期，异常暴露会导致行为、智力或心理损害；后三个月会导致胎儿脂肪和肌肉细胞的异常增殖，同时伴随着胎儿胰岛β细胞和神经内分泌细胞增生，这些变化可能是后代未来发生肥胖、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原因之一。
母体所受的影响
在Banting和Best于1921年发现胰岛素之前，严重缺乏胰岛素的糖尿病女性极少会自然受孕，而能够成功完成妊娠的女性则更少。在当时，大约50％的孕妇在妊娠期死于糖尿病相关并发症（主要是酮症酸中毒），大约50％的胎儿死于腹中。对于糖尿病女性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显著增高的描述出现的时间还要更早。这些并发症连同血管功能障碍（视网膜病变和肾脏病变）发生风险的增加，使得糖尿病女性面临着更高的孕期发病率和死亡率。此外，妊娠期间首次出现的高血糖与未来发生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相关。近年来，孕期糖尿病的护理从医疗技术的进步中获益很多，比如胎儿心率监测、超声检查、血糖自我监测、胰岛素泵等。因此，全球各地医学中心所报告的妊娠期间糖尿病相关的母体和胎儿并发症发生率大幅降低，甚至已经接近正常妊娠。这些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早期诊断、合理治疗和密切随访对于降低妊娠期间的糖尿病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和获得满意结局至关重要。
尽管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大部分（超过85％）妊娠女性生活在医疗资源处于中低水平的国家里，她们在孕期并不能得到合理的糖尿病筛查，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还承载着全球80％的糖尿病患者和90％的母体与围产期死亡及不良妊娠结局。因此，全世界都应当给予妊娠期间高血糖的预防、筛查、诊断与管理更多的关注，尤其是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
·FIGO建议和支持呼吁给予母体健康与非传染性疾病更多的关注，并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应对议程。
妊娠糖尿病的诊断多重标准的问题
全球医疗机构和专业团体对于GDM的筛查和诊断有着不同的标准，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内分泌科、糖尿病科和妇产科所使用的切点和方案都有着明显的不同。由于经济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一些专家意见或共识也存在偏倚。问题的根本在于，包括高血糖与不良妊娠结局（HAPO）研究在内的多个研究均提示，高血糖相关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风险是连续性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拐点。因此，任何标准都需要平衡风险与获益，尤其是要在考虑社会、经济和临床情况的前提下。2010年，IADPSG提出的共识选择了空腹、75gOGTT 1小时和2小时血糖值来诊断GDM，将多国观察性HAPO研究中胎儿糖尿病指标（大于胎龄儿、胎儿过度肥胖、胎儿高胰岛素血症）相比于平均值的比值比（OR）1.75作为切点。该标准得到了广泛的接受，最近又被WHO和ADA采纳。然而，大于胎龄儿和胎儿肥胖还受到母体血糖外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使用该标准的OGTT2hPG切点8.5mmol/L时，并不能有效识别存在胎儿过度生长风险的孕妇，而使用WHO 7.8mmol/L的切点会更好。
除了切点之争，缺乏统一的GDM筛查和诊断流程是个更大的问题，有关该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
普遍筛查VS选择性筛查
相比于对每个孕妇进行实验室检查，对于GDM低风险人群使用基于临床风险因素的评估方法进行初筛后在进行实验室检查更具成本效益，这种做法在欧洲更受欢迎。前文提到的危险因素中被采用的包括年龄、BMI（切点不同）、种族、羊水过多、巨大儿（当次或既往妊娠）、既往GDM、无法解释的死产、一级亲属有T2DM、PCOS。例如，Toronto Tri-hospitalGestational Diabetes Project曾推出了一个基于母体年龄、BMI和种族的评分系统。然而，由于风险因素的差异很大，这种方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通常比较差。基于风险因素的初筛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对医疗人员的要求很高，以致医患双方的依从性都比较低。考虑到大多数人群孕期高血糖发生率都很高，进行普筛似乎要比选择性筛查更好。FIGO就强烈推荐这样做，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因为那里的教育水平和健康意识低、记录保存也很差。
2010年，IADPSG提议对所有妊娠妇女使用一步法75g OGTT进行筛查，后来得到了ADA和IDF的支持。然而，检测在同一城市的院内和院间都缺乏一致性，更不必说整个国家、国家之间或全球了。使用实验室检查来进行普筛（如针对所有妊娠女性）拥有很多支持者，但是即便是在支持者内部，对于选择哪种检测方法也存在分歧。
（1）出于上述目的，50g 葡萄糖耐量试验（GCT）是最常用的。作为两步法（先做50g GCT，再做100g OGTT）的一部分，ACOG仍然支持该方法，ADA新指南里也将其作为替代诊断手段。（2）WHO、IDF和很多其他组织都支持IADPSG将一步法75g OGTT用于所有妊娠女性的做法。
我们可以根据OGTT的空腹血糖结果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后续的检测，这样能够减少费用。但对于无法空腹来做检查的地区，比如印度，采用的是检测非空腹状态服用75g葡萄糖后2小时的血糖。
FIGO的GDM倡议
准备提供一个GDM检测、诊断和管理的实践指南，并且根据财政、人群和基础设施对所有国家和地区给出相应的建议。·FIGO采纳并支持IADPSG/WHO/IDF建议所有妊娠妇女都应该在孕期使用一步法来筛查高血糖的做法。
·FIGO鼓励所有国家及其下属专业学会采取措施确保所有妊娠女性在孕期接受高血糖的普筛。
诊断标准
1. 妊娠期间的糖尿病
DIP的诊断定义为，按照WHO标准，在孕期任意时间的常规检查中出现一个或多个下述结果：（1）空腹血浆血糖≥7.0mmol/L；和/或（2）75g OGTT 2小时血浆血糖≥11.1mmol/L；或（3）随机血浆血糖≥11.0mmol/L伴有糖尿病症状。
2. 妊娠期糖尿病
按照IADPSG（2010）和WHO（2013）的建议，GDM的诊断采用一步法75g OGTT，在孕期任何时间的常规检查中，尤其是孕24～28周，出现下述一个或多个结果即可做出：（1）空腹血浆血糖5.1～6.9mmol/L；（2）75g OGTT 1小时血糖≥10mmol/L；（2）75g OGTT 2小时血糖8.5～11.0mmol/L。
·FIGO采用WHO（2013）对妊娠期间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FIGO采用WHO(2013)和IADPSG(2010)的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由于资源的限制，很多资源缺乏的国家可以考虑采用其他方法。
基于当地资源选择诊断方法
FIGO建议可根据当地资源选择不同的诊断方法，详见表4。全球的国家根据资源水平可分为以下四类，当然各国之间也存在差异。
高水平：如加拿大、西欧、日本、韩国、美国，等。
中等偏上：如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匈牙利、马来西亚、墨西哥、罗马尼亚、南非、土耳其，等。中等偏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及、越南，等。
低水平：如孟加拉、尼泊尔、柬埔寨、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刚果，等。
风险模型
在无法负担任何实验室检查的国家，可以考虑使用风险模型。来自加拿大、丹麦、泰国和越南的多个研究都支持这种做法。他们使用临床危险因素作为变量，包括年龄、BMI、糖尿病家族史、既往妊娠时出现过GDM、分泌过大于胎龄儿、糖尿等。但这些模型在低水平国家的应用尚未被检测，也未被FIGO推荐。
处于低和中等水平的八个国家——印度、中国、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巴西和墨西哥——拥有着全球55％的新生儿（每年7千万）和糖尿病患者（2.095亿），是被关注的重点目标。
GDM筛查和管理的成本效益
除了基础设施和承受能力的限制，推行GDM普查的另一大障碍是在高水平和低水平国家缺乏有力的成本效益证据支持。国家决策者必须依靠切实的成本及成本效益数据才能做出决策。然而，几乎所有的成本效益分析都只评估了短期并发症，未考虑2型糖尿病远期风险的降低。最近一项来自美国的研究评估了新的GDM筛查标准的短期和长期成本效益。基于妊娠糖尿病成本效益公式（GeDiForCE）的另一项研究则提示在印度和以色列，如果考虑上远期效益，那么这种干预是极具成本效益的做法。
·所有国家都有义务根据本国情况去落实最佳的GDM筛查和管理政策。
·FIGO认为应针对GDM采取全球行动，其中印度、中国、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巴西和墨西哥应作为重点目标。
妊娠期高血糖的管理
妊娠期高血糖的管理目标是通过改善妊娠期高血糖状态使母婴结局接近正常人群水平。FIGO强调妊娠期高血糖的管理应根据各地医疗资源及水平因地制宜。
产前管理
目前尚无支持特定糖尿病女性产前护理和检测方案的证据，FIGO基于ACOG实践公告给出的推荐见表5。
FIGO对胎儿发育评估的建议见表6，对胎儿健康监控的建议见表7。FIGO对于GDM女性分泌时间和方式的建议见图4和表8。
血糖监测
对GDM女性血糖监测的建议见表9。
治疗目标
对孕期不同阶段的血糖控制目标的建议见表10，对孕期体重增加的建议见表11和表12.
生活方式干预
低升糖指数的饮食可降低餐后血糖水平，减少糖尿病孕妇的胰岛素使用，并降低新生儿出生体重，但同时也可使非GDM患者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增加。各类食物的升糖指数在不同个体间存在较大差异，每位孕妇都应避免高升糖指数食物，或在特定时间小份食用。针对糖尿病女性的营养教育应强调采用健康的烹饪方式及减少精加工、高糖、高脂、高盐及低纤维食物的摄入。
GDM患者产后仍应继续保持健康饮食习惯（在妊娠期间应予以反复强调），以降低远期2型糖尿病及代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对GDM女性孕期营养治疗的具体建议见表13。
糖尿病女性孕期运动前后应监测胎动和血糖，具体运动建议见表14。
药物治疗
此前，胰岛素是孕期血糖管理的唯一药物，近年来口服降糖药的使用呈增加趋势。FIGO对孕期降糖药物的使用建议见表15，针对胰岛素治疗的建议见表16。需要注意的是，胰岛素的用量在整个孕期会逐渐增加：前三个月，0.7 U/（kg·d）；从孕18周起，0.8U/（kg·d）；从孕26周起，0.9U/（kg·d）；从孕36周至分娩，1.0U/（kg·d），在某些情况下，需求量可能会低于该水平。
产后管理
GDM女性的产后管理对于母体和后代都是非常重要的时期，不仅可以减少围产期健康问题，早期干预还可以降低未来发生肥胖、代谢综合征、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感染
糖尿病孕妇产后发生感染的风险较高，特别是产程延长和分娩期手术干预者，应及时发现泌尿系统、子宫和手术部位(剖宫产术和外阴切开术)感染的征象。高出生体重儿吮吸反应不良，可致产妇乳汁淤积和乳腺脓肿的发生。除患有呼吸窘迫综合征或产程中胎吸助产的新生儿，糖尿病母亲的子代发生感染的概率并不高于非糖尿病母亲的子代。
母乳喂养
鼓励和支持GDM和DIP女性分娩后进行母乳喂养。
母乳喂养可降低各类母儿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并且有助于产妇体重的回降。使用胰岛素和常用口服降糖药（如格列本脲和二甲双胍）不是母乳喂养的禁忌证，因为乳汁中口服降糖药的浓度可以忽略，不会引起婴儿低血糖。
避孕
鼓励GDM和糖尿病女性采取避孕，以确保在两次妊娠之间达到和保持理想的健康状况，避孕还可以降低下一次妊娠时发生GDM或糖尿病的风险。
血糖监测
所有在妊娠期间被首次诊断高血糖的女性（包括GDM和DIP）都应在产后6～12周复查75gOGTT，并依据WHO推荐的非妊娠人群糖尿病、IFG和IGT标准进行诊断。即便复查排除了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仍属于未来发生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需要根据当地政策持续监控。
降低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远期风险无论产后早期的血糖水平如何，GDM女性发生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远期风险与糖尿病前期人群相当甚至更高。因此，临床医生应鼓励GDM患者在产后继续坚持健康生活方式，包括合理饮食、规律运动和保持理想体重。如计划再次妊娠，在终止避孕之前，必须咨询熟悉糖尿病预防的医生，以确保受孕前身体处于理想状态。
临床上，GDM患者产后失访率很高，通常难以进行有效的产后管理。考虑到失访的GDM患者仍会因为后代进行疫苗接种、咨询或治疗后代的健康问题而来院，如果可以把对GDM患者的随访同儿童保健结合起来，则可能大大降低失访率，从而最大程度地完善对GDM患者的产后管理。
孕前保健
孕前保健是指对育龄妇女进行受孕前的健康评估和管理，目的是识别和改善与不良妊娠结局密切相关的孕前行为、健康状态和社会因素等。FIGO倡议医务人员重视孕前保健，并呼吁通过相应的公共卫生措施，提高育龄妇女对孕前保健的认知和接受程度，这对于母体和后代的健康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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